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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1】

绵软的声调,真诚的笑容,不计得失、不辞辛苦地忙这忙那……在福鼎市的一些社区、山村或医疗机构,很容易从人群中发现这些台湾来的年轻人。自我介绍时,他们嘴里跳出的都是一个名为“义工”的称谓。

有一个数据值得注意,英国参与义工的人口百分比为76%,美国是46%,中国港澳地区是28%,台湾地区是30%,内地是5%。

自1998年起,台湾佛教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先后选派28批、200多人次义工交流生,来到福鼎市交流培训,并提供各项公益服务。这不仅让当地人们认知了与“志愿者”可以画上等号的“义工”一词,也悄然种下了一片萌动欲发的种子。

台湾清华大学临床医学系大四学生王周洲,今年的“课程”有些繁琐。每天骑自行车10多分钟,就从包租的小酒店到了“上课”的福鼎市医院。随后,在医院中或社区内陪老人聊天、扫地、捡垃圾、整理文件等,他这样相当紧凑地安排了每天的“实习课程”。

如此为期三个月的义工课程,或许为时下许多在校大学生嗤之以鼻,然而,这份医疗服务义工的工作,可是王周洲从台湾佛教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的层层选拔中艰难获取的。

“我们主要从事社区服务和心灵重建,失亲、特困儿童是我们照顾的重点。”王周洲说,根据基金会的交流计划,他和同伴们需要做“个案管理”等台湾社工理念与技巧在大陆的推广,帮助失亲孩子和家庭走出困境。

说起这两个月帮助过的孩子,王周洲显得很开心。15岁的浙江苍南女孩阿冰,因失去父亲而患上自闭症。“刚接触她时,跟她说什么都没反应。”王周洲和同伴通过鼓励她来爱心家园参加活动,小阿冰逐渐开朗起来,清明节还主动跟母亲去祭扫父亲的墓地,走过这段人生的必经阶段。通过这样的辅导,台湾义工们在当地帮助了20多个像阿冰这样的孩子,有本地的家庭,也有慕名而来的省外籍家庭。

“小时候参加义工活动,干不了什么技术型的工作,多数是维持现场秩序和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但就是这样,每次都让那个时候的我兴奋好几天。”已在福鼎做了两年多社区义工的黄玉峰表示,做义工在台湾已经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很多人都把服务社会当成自己相当珍重的荣耀和存在感。正是这样的想法,让2006年还在校读书的黄玉峰,毅然报名参加饱受“桑美”台风之苦的福鼎乡村救助活动。

【资料2】

2013年4月15日上午,由德阳本地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参与、发起,经市民政局注册登记的民间公益性组织——德阳市泰田文化善行中心挂牌成立。这是我市政府主导的公益组织社会化的一次有益尝试,是慈善事业从“官办”到“民办”的一次成功转型。

德阳市泰田文化善行中心是在原“德阳灾后社区心理服务中心”和“社区防灾减灾科普服务中心”的基础上成立的全新的公益服务机构,其性质是:由致力于推动德阳公益慈善事业的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自愿结成的、公益性、非盈利性的民间组织。主要致力于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提升公民防灾减灾意识和能力;整合社会资源,推动公益慈善服务,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关注弱势群体,回应社会需求,支持社区组织,开展公民教育。其业务范围包括:挖掘和传承德阳传统文化、弘扬国学、减灾防灾教育和培训,心理服务及辅导,应急管理和能力建设培训,社区建设及社区服务,残疾人康复、支持扶贫、助学、助残、青少年生命教育、老年人服务、技能培训、社会创业等。

“取名‘泰田’,寓意天下有太多的人需要帮助。”该中心理事长杨婕介绍,泰田文化善行中心的性质与红十字会性质一致,不同的是,前者是民办,后者是官办。“政府主导的公益组织社会化,是整个慈善事业发展的方向和需要。”杨婕说,“5•12”地震后,在灾区看到许多社会公益组织开展服务,不同于政府主导公益组织服务的间断性,社会公益组织服务具有持续性和专业化的特点,能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资料3】

当前,社会组织注册登记的双重管理体制被视为民间机构生存的“第一道门槛”。按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社会组织在注册之前首先需要自行找到政府机关或者党政部门成为其“业务主管”,获得审批文件后才能顺利在民政部门登记。

大量民间社会组织业务或者活动搞得风生水起,却因为找不到这样的“业务主管”,只能以公司名义注册,或者不注册而处于“地下状态”。上海团市委青年社会组织工作部2011年的一份报告显示,上海登记成立的各类社会组织已超过1万家,按照专家1:10的模型推算,未注册的组织可能有10万家之多。

2012年5月,民政部部长李立国透露,截至2011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45.75万个。若前述比例成立,那么全国31个省区市的各类社会组织可能高达百万计。

这些组织辐射的群体则更广泛,且主要是青年人。比如上海个别车友会注册成员就有数万人,但是车友会基本上无法在民政部门注册。为此上海团市委探索设立了上海青年家园民间组织服务中心,这个中心在上海市民政局正式登记注册,成立7年来为青年社会组织搭建枢纽平台、项目平台和人才平台,联系的青年组织超过400家。

即便如此,也不可能涵盖范围更广的社会组织。某高校的校友会分会有数千人,此前他们曾经获得登记,但是后来因学校名称发生变更而注销,此后再未能注册成功,不能注册带来的一个直接麻烦是校友会分会没有一个合法的银行账户,校友捐款经费高达上百万元,只能放在个人账户,靠一人拿卡,一人管密码,一人管账户这种土办法保证财产安全。

这种不便也体现在一些公益组织开展活动上。上海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联劝)公共关系主管朱赟皎表示,他们因为“一个鸡蛋的暴走”募集了超过预计的钱款,遂向国内外的其他社会组织征集公益项目,经过评选合格可以拨付款项支持这些组织的公益计划。虽然并不局限于成功注册的公益组织来申请,但是从保证捐款的公益目的和执行到位来看,有登记的组织还是更有优势。

对于社会组织从审批制到登记制的改革早有呼吁,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去年年底就曾表示,预计在一两年内会有推进,因为未来中国社会的治理,责任不只是政府一方面,它应该是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三者协同发展,共同发挥作用的局面。

【资料4】

李贵林是南沙区公安分局的一名交警,但他还有另一个身份——公益组织阳光快乐志愿者促进会的创建人和会长“渴望哥哥”。五年多的时间,他的团队从5人发展到超过2000人,累计志愿服务数约15万小时。

昨日上午,李贵林与十几名志愿者一道,来到南沙区黄阁镇工疗站探望残障人士。“这里的残障人士基本都是有智力和精神的问题,他们平常就是家里和工疗站两点一线,跟外人接触很少。志愿者来探望,对他们重新融入社会很有帮助。”一位民政工作人员说。

集体活动结束后,李贵林又来到贫困残障人士麦照坤家里探望,给这家人送来了米和油,这样的活动,李贵林每个月都要组织两次。李贵林说,自己一直很热心于公益活动。五年前,广州的公益组织多在市区,这让在南沙工作的李贵林感到不便,于是就和四位朋友一起创立了自己的公益组织——阳光快乐志愿者促进会。

经过五年多的发展,李贵林的队伍人数已达到2000,其中经常参加活动的有100人左右。至今,阳光快乐志愿者服务团队累计志愿服务约1500次,累计时数约15万小时。李贵林的工作重心也慢慢从直接参与志愿服务转移到统筹协调。“我的原则是不请假,只在业余时间处理公益的事。”李贵林笑道,“要是影响了工作,单位直接领导该不高兴了。”

虽然公益组织已经慢慢壮大,但李贵林的心里也有迷惘——促进会主要依靠会员的会费、骨干成员的垫资以及少量的企业赞助运营,经常捉襟见肘。“比如旧衣邮寄捐赠,要是寄件人选择货到付款,我就只好选择退件了。一个包裹几百块的邮资,经常垫也垫不起啊。”李贵林说。因为没有足够的经费,促进会一直没有稳定的专职工作人员,志愿者流动性也很强。“要是有更多的资金支援让我们能有一个人专门负责打理促进会的工作就好了。”这就是李贵林现在最大的心愿。

【资料5】

邱莉莉蒙了,她从来没想到过做好事还会遭人骂。

邱莉莉是天使妈妈基金的创始人之一。在2012年夏天的“小传旺事件”中,“天使妈妈基金”为重伤的小传旺公开募捐,但随后却被怀疑动机的正义性,一时间,“账户不透明,克扣爱心款”的质疑声甚嚣网络。

“为什么会受到质疑,因为天使妈妈基金在专业化程度上还存在很大漏洞。”在由凤凰网联合中国公益研究院举办的公益论坛上,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认为,这也是很多公益组织特别是民间公益组织面临的问题。

天使妈妈基金曾两次获得我国公益慈善最高奖——“中华慈善奖”。其成员和大部分捐款者是富有爱心、有良好教育背景和各方面特长的妈妈。

在受到网友质疑的第二天,天使妈妈基金就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对相关账目和小传旺病情进行了公示。之后,“天使妈妈基金”开始在微博上发布有关小传旺病情的消息,“当时是每天一条,现在是两三天一条。”邱莉莉说。

而且,小传旺事件发生后,为能在新浪、腾讯、天使和儿慈会的网站四个平台上同时公示小传旺的病情进展,“天使妈妈基金”还动用了5个全职人员,其中两个负责救助工作,另外3个人分别负责接救助电话、应对媒体和管理志愿者。

对于天使妈妈基金的“中枪”,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曾志表示:“公众的质疑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如果一个公益组织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得不到社会的回应是很危险的。”他认为公众的质疑里面有非理性的东西也有理性的,它能确保项目做得更好。

“我们不怕质疑,质疑是推动公益进步的源泉,我们也希望这个质疑不仅是推动单个组织的进步,而是整个行业的进步。”清华大学NGO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说。

王振耀也认为,做慈善做好事千万不要不允许他人有不同意见。因为质疑者的出发点是希望公益组织做得更专业。他说:“公众的质疑是组织的良药。我们尊重质疑者,没有质疑中国慈善界不会进步。”

作为民间公益的领军人物,邓飞旗帜鲜明地站到天使妈妈身边。他在微博上写到:“我是‘天使妈妈’团队的朋友,我信任这群埋头苦干不懂表达的妈妈们,更觉得公平和正直是人之底线,社会之基石,保护一个人免受冤屈就是最大公益。我做了,仅此!”

邓飞同时表示,公益组织也必须要扛得起那些来自四面八方的质疑与委屈,那是中国民间慈善公益必须付出的“成长的代价”。

邱莉莉虽然感觉很受委屈,但她还是对网友们的质疑表示理解。“这次,天使妈妈虽然中枪了,但是没死,就像打了一次疫苗,让我们下一步能成长得更好。”

在邓国胜看来,“善款信息的披露以及组织专业领域的细分都反映着一个公益组织的专业”,而这恰恰是公众对天使妈妈基金提出质疑的根本原因。

一夜之间面对40万@和不断提出的犀利质疑,邱莉莉坦承,天使妈妈从未遇到过公众和媒体如此之大的关注,也坦承有点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回应和应对。

邓国胜表示,现在一些组织低估了微博时代公众对信息披露及时性和迫切性的需要。另外有的公益组织只是在接受捐款方面披露得比较及时,可是对费用如何支出则比较含糊。

师曾志认为,公益慈善组织有各种类型,很难对它们设置统一标准。比如,有的公益组织主要“自娱自乐”,组织成员自己捐款,就算信息不公开透明,谁也不会指责他们。可是,像“天使妈妈基金”这样的公益组织,需要公众支持,就必须做到信息公开透明,并且回应公众提出的疑问。

“中国仍处于公益慈善机构刚刚起步的阶段,他们的专业化程度还不足以达到公众的要求,这需要一个过程。”邓国胜说。

【资料6】

美国慈善机构的运作历史悠久,一般建有旨在约束本组织及其成员行为的较完善的标准、规则等,尤其是自主项目申请、款项拨付及运营费用的预算等,都有一套严格的程序。而且任何公民都可以去慈善机构查阅其账目。

此外,美国还有行业自律系统。该国的慈善评级机构先后为超过5300家慈善机构评定,一旦慈善机构信誉受到质疑,就可能被公众抛弃。慈善机构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提高自己的透明度。

在美国,非营利组织的监管机构在联邦层面有国家税务局,在州政府层面有首席检察官。根据美国国会2000年通过的一项国内税务法,包括慈善机构在内的所有组织,每年都必须向国家税务局上报年度财务报表,要求提供的信息十分详细,包括前5名收入最高的成员名单、前5名报酬最高的合同商名单以及筹款所需花费。最重要的是,该报表还要求提供与所有董事会成员有关的金融交易记录。如果这些交易有问题,相关董事可能会被课以高额税收,慈善机构也可能失去免税资格。此外,美国联邦法律还规定,任何人都有权向免税机构要求查看它们的原始申请文件及前3年的税表。同时,人们也可写信给国家税务局,了解某免税组织的财务状况和内部结构。

美国绝大多数州都规定,慈善机构必须向州首席检察官提出年度报告,首席检察官还可以代表公众对触犯公共利息的慈善机构提起公诉。

在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方面,英国采用的是“行政监管模式”。英国是欧洲慈善业最为发达的国家,早在1860年,英国政府就专门成立了“慈善委员会”,以监督管理和规范慈善组织的行为,增进公众参与慈善事业的信心。1992年新《慈善法》明确规定,公众中的任何成员只要交付一定合理的费用,就有权获得慈善组织的年度账目和财务报告,对于那些公益非营利组织来说,公众对其信息披露的要求不亚于上市公司。

而德国为了规范慈善机构的运作,设有社会福利问题中央研究所(DZI)和天主教联盟两家独立机构,负责监督善款的使用情况。其中,社会福利问题中央研究所创立于1893年,它的监督不具有法律强制性,而是建立在自身“公信力”的基础上———它们向通过其审查的社会福利组织和慈善组织颁发“捐助徽章”由此认证这些组织具备募捐资质,由于公众认可这两家机构的权威性,所以获得“捐助徽章”的组织比未获得认证的组织要更受公众信赖,自然也更容易得到捐款。

【资料7】

2012年5月21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北京发布《民间组织蓝皮书:中国民间组织报告(2011-2012)》,蓝皮书认为微公益时代,人人都可以成为公益主体。

蓝皮书指出,与传统公益慈善相比,微公益更好地利用和发挥了网络平台门槛低、传播快、互动性强、影响力大、透明度高等突出优势,更强调普通人的参与和微小贡献,影响和带动普通人参与公益活动,微公益不仅仅局限于传统公益慈善事业的捐款捐物,网民们通过关注、浏览和转发相关信息都可参与公益事业,为公益事业贡献力量,微公益极大地拓展了公益慈善领域范围。

蓝皮书认为,在微公益时代,人人都利用网络发布及时的公益救援行动,微公益改变了以往只有社会名流和慈善机构才能作为公益主体,普通人只能袖手旁观的状况。

据介绍,目前微公益的发起人多是媒体人士、公众人物、也有普通公民。很多微公益在发起时多为非正式组织,但在具有一定影响力之后,往往会和正式的公益慈善组织合作推动公益项目。同时,现在除自下而上自发成立的微公益项目外,一些正式公益慈善组织、企业和媒体看到微公益的力量和影响力,也开始进行微公益项目的考试。

【资料8】

4月21日凌晨,郭文燕蹲守在重庆江北机构一直没敢合眼,一天前,她还是重庆某房地产公司的普通职员。20日,四川雅安芦山7级地震以后,她就变成志愿者,接受一项“沉重的任务”———连夜转运来自上海复星医药重达5吨的抗震救灾物资。

郭文燕押送的救灾物资包括3吨急救药品和2吨千斤顶设备,震后不到10小时这批物资就从千里之外的上海空运至重庆,捐助和承运物资的均为民营企业。

郭文燕说“5吨”这个数字听起来很重,但对于灾区而言还远远不够,“救灾接力”才刚刚开始。

过去的30小时内,许多民间公益性资源源源不断地通向芦山地震灾区———志愿者运送帐篷、饮水、食物、药品等从四面八方赶赴灾区,民间捐款数直线上升,志愿献血者激增。

“参与广泛,行动迅速,起效明显———此次雅安地震中的中国民间救援,体现出社会动员体制和社会参与度的不断完善。”城市公共安全规划和风险管理专家、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王绍玉说。

新兴社交媒体更成为救灾的催化剂,更多的民间公益性组织通过微博、微信集结起来,快速加入到救援行列中。新浪、淘宝、一号店等纷纷行动起来,利用企业覆盖全国的网络向灾区伸出援手,网络名人潘石屹、任志强的微博则直接成为公益信息中转平台。李连杰发起的“壹基金”在地震发生两小时内在网上发布了捐款账号和实施公益行动的倡议。

【资料9】

今年3月全国两会上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为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的设立降低了门槛,这一制度之变未来可能“孵化”出更多的快速响应的民间支援力量。

【资料10】

“中国公益慈善人才培养计划首期培训5月20日在北京举行开班仪式,50名来自基金会、慈善会系统和民间慈善公益组织的工作人员参加培训,这标志着我国公益慈善人才培养计划正式启动实施。当前,我国公益慈善人才数量有限,专业化程度低,管理经验和国际视野不足,直接制约了公益慈善组织的发育和发展。针对这种现状,民政部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与安利公益基金会联合,在15家国内知名社会组织支持下,投入1000万元,启动了为期三年的“中国公益慈善人才培养计划”,旨在通过实战训练、专家指导、海外考察、专业论坛与行业课题研究等形式,培养公益慈善领域的领军人才,提高慈善行业专业水平。据悉,参加首期培训的50名学员是从900余名申报者中严格筛选出来的,其中80%以上的学员来自非政府组织。在为期五天的培训期间,学员们将通过理论学习、案例分析及实践模拟系统,学习公益资源开发、政府购买服务等知识、提升筹款等方面的专业知识。10名最具潜力的学员还将获得每人10万元的机构发展金,用于其所在机构的项目探索、研发及内部建设等。

作答与点评区

第一题:

1.根据“给定材料3~5”概括目前公益组织所面临的主要问题(20分)
要求:紧扣“给定材料”,条理清晰,全面准确,不超过200字。

作答

*****面临的主要问题如下:一是注册难,***************;二是帮助少,*************************;三是经费少,********************;四是专业化程度低,********************;五是缺乏远瞻性,********************。

点评:

本题要求根据“给定材料3~5”概括目前公益组织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很明确地属于归纳概括类题目,因此作答时需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结构的完整性和条理性,二是要点的全面性。

从结构方面来看:答案结构完整,能够采用完整的总分结构,即开头部分有总括句,且能够采用规范的要点提示词对要点内容进行分条论述。同时,答案能够采用“要点+具体阐释”的作答形式,层次和条理较为清晰。

从内容要点来看:答案对问题要点概括的较为准确,能够答出大部分内容及要点,如注册难;民间组织服务中心涵盖范围小,开展活动受到制约;经费少,缺少组织经费;专业程度低,缺乏远瞻性等。因此,可得要点分13分。整体来看,答案对要点的把握较为准确,但其中也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

首先,答案第二点“帮助少”对问题的概括不够明确,结合给定材料和考生的作答内容来看,可将其明确概括为“组织发展遭遇瓶颈”,即“因注册限制导致组织没有合法的银行账户,资金管理不便,公益组织活动开展也有诸多困难。”

其次,答案第四点和第五点都强调的是“专业化程度方面的漏洞”,因此,建议可将两个要点合并论述为“善款信息披露不及时,组织专业领域不够细化,公益组织动机屡遭质疑。”

【参考答案】

此处从略,实际点评中附参考答案。
满分20分,可得14分。